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周恩来

   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周恩来面对着错综复杂的局面，特别是林彪、江青两个集团的破坏，“在荆棘中潜行，在泥泞中苦斗”敢于和勇于担当，顶天立地，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于将倾。他凭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，以其超人的精力、胆识和才华，作出了令世人赞叹的无与伦比的贡献“文化大革命”兴起后，各地红卫兵蜂拥进京串联，接受伟大领袖的接见，多达1100多万人次。加上以后的北上、南下东征、西进，千百万红卫兵给北京和各地政府，以及交通运输部门带来的压力是令人无法想象的。周恩来发挥其卓越超群的行政组织能力，组织各机关、学校妥善接待，并不失时机地、苦口婆心地向青少年宣传、解释党的政策，引导他们走上正轨。
    周恩来很注意不让造反派冲击党、政机关和军队。1966 年11月，中央调查部的造反派以查“黑材料”为名要冲入档案室，周恩来得知后，立即派李质忠前去制止。江青唆使红卫兵冲进陈云家中，以“破四旧”为名，要搜查档案，周恩来立即派童小鹏去阻止。接着，在周恩来的主持下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出保护党和国家机密档案的规定。1967年2月17日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头头时，周恩来当面下令逮捕拒不执行指示，操纵造反派叫党组“靠边站”，抢夺财政部业务大权的副部长杜向光，并宣布“凡是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”。1967年8月底，周恩来把王力8月7日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和外交部被夺权、英代办处被烧的材料通过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，得到毛泽东的批准，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、关锋实行隔离审查，后又逮捕夺外交部权的姚登山，文革小组的另成员戚本禹于1968年1月也被捕。
    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周恩来“抓革命、促生产”，努力保障人民的吃、穿、用。周恩来曾对在国务院协助工作的余秋里、谷牧说：“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！经济基础不乱，局面还能维持，经济基础一乱，局面就没法收拾了。所以，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，生产绝不能停。生产停了，国家怎么办，不种田了，没有粮食吃，人民怎么能活下去?还闹什么革命?”可是愈演愈烈的运动不断冲击着经济建设，因此，周恩来、陶铸等多次强调革命与生产要两手抓，并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提出生产的重要性。鼓吹“革命”的文革小组,1966年底开始非难和攻击周恩来的观点，说他是以生产压革命，并请出了林彪，他们把“革命”看成至高无上，其他损失都是最小的。在当时政治环境下，周恩来无法抵制这场“大革命”的兴起，但他始终对人民和国家负责，并不退缩回避，而是尽可能使生产建设遭到较少的破坏，减少经济损失。

    减少“文化大革命”造成的损失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，就是保护老干部，并最终使党内健康力量成为主流，战胜两个反革命集团，使党和国家坚持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。周恩来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总是想尽切办法保护各级领导干部，他反复告诫揪斗老干部的“造反派”：“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。”而林彪、江青两个集团为了篡党夺权，首要的便是尽可能多地打倒各级领导干部。因此，斗争是极为尖锐复杂的。运动之初，周恩来竭尽全力保护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如彭真、邓小平、杨尚昆、薄一波等免受伤害，又利用毛泽东批给他要保护章士钊的信，确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，其中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人士以及国家副部长以上高级领导人。周恩来作了很多批示和指示，使许多人渡过难关。1967年“二月抗争”后，党内许多高级干部受到批判、冲击，周恩来尽可能淡化处理，要求他们多做自我批评，并把握机会让他们在公众面前“亮相”，保持重新工作的形象。周恩来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，减少了政治上的损失。老干部成为“文化大革命”中、后期与林彪、江青两个集团抗衡，并最终战胜他们的中坚力量。

    1966年，周恩来与李富春交谈的时候说：“我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，我不入虎穴，谁入虎穴。”说明周恩来在“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的艰难困苦，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。他既要竭力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，又要和林彪、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；还要以坚强的革命毅力忍受癌症的痛苦，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。周恩来的最后十年，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十年！